建构中国现代话剧史料新体系——评《中国早期话剧稀见文献辑录与校勘》

《中国早期话剧稀见文献辑录与校勘》，文汇出版社2023年7月版

中国现代话剧史曾长期隶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范畴，加之话剧自身的复杂性和社会客观条件所限，使得话剧史料的发掘、梳理以及相关话剧史研究未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传统话剧史研究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经典剧作、经典作家和文艺社团的研究，如曹禺之《雷雨》、田汉之南国社等，却忽略了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戏剧文化生活，对中国话剧运动大众化、民族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十分薄弱，造成当下中国现代话剧史史料建设及研究呈现出块状化、断层化的现状；且过于强调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受到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而忽视了“舶来品”的话剧在进入中国社会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互融合、相互促进，尤其是过于批判文明戏的商业性和非艺术性，而未能充分注意到其所包含、借鉴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戏曲、曲艺的特性，对于深受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喜好、并以通俗、廉价而多年栖身于市民社会生活之中的文明戏鲜有关注。事实上，文明戏在嬗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部分吸纳了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思想，进而演化成为极富中国特色的通俗话剧，长期活跃在以上海为区域中心的市民社会之中，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史料和研究的相对薄弱、缺失，对于构建完整的中国现代话剧史料与研究体系乃是较为遗憾之事。为了能够进一步发掘现代话剧史料，建构完整的现代话剧史料体系，上海戏剧学院研究员赵骥承担的国家社科艺术基金项目“上海话剧史料集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早期话剧稀见文献辑录与校勘》已由文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三新”的书影

该套丛书是赵骥研究员与浙江绍兴“越生文化”合作完成的项目，全书共14卷、17册，涵盖了早期话剧史专著、报纸、期刊、演出特刊和说明书等。该书编纂体系新颖，收罗宏富，基本反映出赵骥研究员多年来从事话剧史料研究的学术思想——“三新”“三集”“三我”和“两刊”。

所谓“三新”即朱双云的《新剧史》、郑正秋的《新剧考证百出》和范石渠的《新剧考》。中国早期新剧运动因年代久远，其历史变革、舞台呈现和演出剧目等均语焉不详。朱双云的《新剧史》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较为完整地记述了1913年之前新剧发展的历史脉络；郑正秋的《新剧考证百出》收录百十余部早期新剧的“剧本”和“概略”，是日后剧本之雏形；范石渠的《新剧考》则以文字描述的形式为我们留下早期话剧舞台呈现的重要史料。这套丛书首度将此三书合编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研究早期话剧文献的基石。

早年的新剧舞台，真马上台

民鸣社剧场的外观

囿于文献之匮乏，对于早期话剧人物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话剧史研究之空白，本丛书收录的“三集”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时期伶人的社会地位依旧十分低下，故而很少受到关注。早期话剧运动与传统的戏曲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相当一部分话剧演剧是从戏曲演剧中“变身”而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传统的伶人一样，同样不受世人重视。本丛书收录的“三集”即《子美集》《春航集》和《周郎集》，冯春航、陆子美和周维新三人是戏剧改良、学生演剧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舞台演艺生涯正好见证了话剧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受西方现代戏剧的影响，晚清民初中国传统戏曲舞台演剧的重点由之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逐步转变为关注时代变革、关注社会生活，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的新剧运动与社会变革之间内在的关联。冯春航、陆子美是这一时期舞台上著名的旦角演员，以《血泪碑》《新茶花》等剧著称于时。周维新是上海早期学生演剧的健将，他以刚健的武生形象而备受时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话剧史对于学生演剧的定义仅限于校园内的演剧活动，而以周维新为代表的上海学生演剧运动恰恰是走出象牙塔以外的学生演剧活动。正是校园之外的学生演剧，使得这种全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得以与市民社会零距离的接触，戏剧运动与社会经济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以“赈灾”“募捐”为最初形式的学生演剧，开启了日后话剧运动职业化演剧之先河，也正因为此上海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滥觞之地。

“三集”的书影

周维新像

何谓“三我”？“三我”即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汪仲贤的《我的俳优生活》和熊佛西的《我的戏剧生活》三篇连载文章。除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在发表之后单独结集成册外，其余两篇均未单独出版，仅见于当年的《社会月报》和北平《晨报》之中，称之为“稀见”，实不为过。

欧阳予倩剧照

曾有一张熊佛西与欧阳予倩、田汉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合影，熊氏题签曰“话剧三先进”。如果说田汉、欧阳予倩和熊佛西能够称得上是中国话剧的“先进”，那么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的汪仲贤则当仁不让地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了。汪仲贤是中国学生演剧首个社团——文友会的发起人，早年跟随任天知的进化团进行最初的旅行演出，走遍大江南北。汪仲贤的《我的俳优生活》是研究早期学生演剧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文中回忆了文友会和开明演剧会的情况，十分罕见。新中国成立后，熊佛西以曾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而著称，被誉为中国的戏剧教育大家。然而年轻时代的熊佛西却是一位热衷于职业演剧的剧作家，他连载于北平《晨报》上的《我的戏剧生活》，真实地记录了他早年戏剧生涯的心路历程，他曾在汉口与当年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李悲世和罗漫士交往过从，深受两位话剧前辈的影响。学生时代的熊佛西便是新剧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不仅创作了很多文明戏的剧作，还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文明戏的人物形象。限于年代的久远，《我的戏剧生活》成为这段历史唯一的“见证”者，十分稀缺。留美归国后的熊佛西，曾一度生活在当时的北平，为北方话剧的职业化、平民化演剧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的戏剧生活》亦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值得关注。

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其早年留日的经历、回国后的职业演剧生涯、南通更俗剧场的演剧经历、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的艰辛过程等，都在《自我演戏以来》一文中得到体现。该文自1929年在《戏剧》杂志上连载之后，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将其单独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再版。欧阳氏的文章相较于熊佛西、汪仲贤的回忆录，其知名度要高得多，称不上“稀见”。本丛书所收录的则是1929年连载于广东《戏剧》杂志上的初版，与后续的版本多有不同之处，为研究欧阳予倩史料版本之差异，提供了一手资料。

本丛书收录的“两刊”是指欧阳予倩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期间，曾利用广东国民政府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创办的《戏剧周刊》和熊佛西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创办的《戏剧周刊》。由于《广州民国日报》和北平《晨报》一直以来未曾受到戏剧史学界的关注，欧阳氏与熊氏主办的这两个副刊亦少有人问津。

《戏杂志》书影选萃

除以上有系统地搜集、整理史料之外，本丛书还收录了姚民哀的《戏杂志》和周剑云的《鞠部丛刊》。这两部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戏剧资料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均为较为“纯粹”的戏剧刊物；二是充分体现了兼容并蓄的海派戏剧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股崇尚西学，批判传统之风在文学界、艺术界蔚然成风，然而上海的市民文化在总体上并未受此新风之过多影响，尽管《新青年》将出版地由北平迁移至上海，上海的文化艺术仍然延续海派之轨迹，继续发展，《戏杂志》和《鞠部丛刊》的办刊思想便是这种延续的直接体现。两刊对当时的戏剧艺术形式，未做伯仲之分，对于京剧、昆曲、新剧、影戏和曲艺等一视同仁，等同看待。这种办刊思路也正是当年上海文化艺术市场的真实写照，即所有的艺术形式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市民接受和喜好，成为衡量戏剧艺术的“唯一标准”。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即使是下里巴人，亦大行其道；倘若市民社会难以接受和认同的，即便是阳春白雪，照样曲高和寡。

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朱双云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和徐半梅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两书，一并收入。徐半梅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出版于1957年，是新中国建立后的著作，不属于民国资料的范畴，之所以将其收录是因为该书所记述的时段恰好是中国话剧产生之日起，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所涉及的内容完全都是民国时期的话剧运动。该书的写作体例与朱双云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十分相似，每个章节都短小精干，所述及的内容在时段上有交集，可以相互参照印证。

这两部书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在正式成书之前均有序篇。朱双云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可以视为1914年出版的《新剧史》之姊妹篇。1914年7月，因新民社在上海的演剧，不敌后起之民鸣社，新民社郑正秋遂率全社作汉皋之行，朱双云便随团赴汉口，故而《新剧史》记述的下限止于1913年。之后，朱双云一直希望能将1913年之后的新剧运动变迁发展的历史能续写下去。1918年当其二度入主笑舞台时，他利用自己创办的《笑舞台》报，连载了一篇文章，题为《新剧六年记》，记述了1913年之后上海的新剧运动，可以视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的简版。之后的朱双云一直以经营戏剧为要务，无暇从事写作。1938年汉口会战失利，国民政府溯江西撤至山城重庆，在汉口谋生的朱双云亦一同撤往重庆北碚，供职于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病榻上的朱双云完成了他的遗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凭借其惊人的记忆力，他将1913年至1928年间上海、汉口、天津等地话剧运动发展的大体脉络扼要地记述下来。该书于1942年6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而朱双云则在当年3月31日过世。因正值抗战相持阶段，后方物资奇缺，该书印刷质量十分低劣，发行量亦不大。至上世纪50年代，《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一书已属罕见之物，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曾专程赴沪，搜集此书。

南国社旅京公演特刊、红宝剧场《潘金莲》专号

同朱双云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一样，徐半梅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在正式出版之前，亦有序篇。徐半梅也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元老，徐、朱两人在早期的职业化演剧中还有同事的交集，又曾一度涉足新兴的电影业。故而徐氏对于早期的话剧运动，尤其是上海海派话剧的沿革、变迁，烂熟于胸。1945年，徐半梅在《杂志》第15卷的1-3期上连载了《中国话剧诞生史话》，可视为《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之雏形。1951年初，徐半梅又在上海《新民报》的晚刊上以“羊老伶工”的笔名发表了《话剧四十年回忆录》，这与日后正式成书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已十分接近。《话剧创始期回忆录》出版至今，未曾再版。该书出版之后，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予倩曾将其作为全校的教材。时过境迁，中戏的教材库中是否还留有该书的踪影，已不得而知。

左翼戏剧刊物《沙仑》书影

本丛书的另一大特点，便是部分收录了海派话剧演出史料的活化石——演出说明书。

话剧艺术是一次性的消费艺术，一旦上演，便不可复制。这一特性，对于后世研究早期话剧，无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仅仅依靠剧本、运用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昨日舞台上生动丰富的演剧，显然有一叶障目之虞。如何才能最接近真实、最能直接反映昔日舞台演剧的情景呢？残存至今的演出说明书，为我们重现昔日话剧舞台之盛况，提供了一线希望之光。正是透过这些被有意、无意存留下来的演出说明书，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演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对于那些没有剧本可依的话剧而言，简直就是救命稻草。正是通过说明书，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参加当年演出的人员，而无须凭藉可能与史实有出入的回忆录。通过这些说明书，我们可以知晓当年演出的具体地点、演出的价格、演员的形象、舞台的场景……如果幸运，还能透过这无声的说明书，窥探出当时的社会情形、戏剧与商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等。

文献本非圣贤，亦有各种的缺憾和错误。整理民国时期的戏剧文献，一直以来总是面临着“两难”的窘境：如果大费周张地将全部文献重新录排，阅读的舒适性虽大为提升，但文献加工的“二次错误”则在所难免。倘若只对文献进行复制扫描，虽可以“保持原貌”，但原书中之错误和瑕疵亦一并得以保留。为了能够既保留文献之原貌，又提升编校质量。本丛书虽采用了影印之法，但对于底本的选择十分讲求，竭尽所能地将相同文献“一网打尽”，运用编纂二十四史的“百衲”法，在数字技术“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之下，努力将最清晰的文献“原貌”呈现出来；同时又采用新颖的编排方式，在不影响原文献版面的前提下，对史料原文进行适度的校勘和注释，全书附有文献导读和校勘记，藉以提高本资料集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赵骥研究员的这套《中国早期话剧稀见文献辑录与校勘》，编纂思想新颖，编排方式独特，对建立更加完善的中国现代话剧史料体系、拓展中国现代话剧史研究新领域、重新认知中国话剧运动的源头、中国话剧运动民族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和上海海派话剧的沿革流变等，均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实乃话剧史界一大功德，值得关注。